全国服务热线0571-63542971手 机:159-5800-7070

首页 > 半岛综合官网登录 > 自力式调节阀

中国经济之船在变局中前行

来源:自力式调节阀    发布时间:2024-01-15 07:38:48

中国在2010年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种严峻的自然灾害和各种挑战,可谓是“中国发展史

  中国在2010年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种严峻的自然灾害和各种挑战,可谓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2011年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保增长、控通胀、调结构的目标能否实现?中国是不是能够安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该如何破题?有太多谜团需要破解。

  2月19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聚首由北大经济学院和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新春论坛”,就这样一些问题展开深度对话,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主持人: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艘巨轮,当这艘船行驶到2011年的时候,它的速度是多少?遇到的阻力是什么?

  刘伟:2010年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是10.3%。我认为2011年的速度至少不会低于2010年。

  姚景源:这么多年,我们基本上整个经济上涨的速度的目标都定在8%。实际上,年年都超过8%。我特别希望,今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8%这样的增长速度。

  姚景源:对。太快的话,势必拉高物价总水平,会给通货膨胀带来更大压力。今年,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当中,更重要的是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之间的关系。显然,这三者中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经济上涨的速度过快、过高,甚至偏热,我们将贻误调整的大好机遇,我们将很难把物价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姚景源:我觉得中国经济最好的增长速度在8%到9%之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8%。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区间是一个很好的速度。

  主持人:非常感谢。魏杰教授,刚才姚景源先生担心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2011年可能会出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担心?

  魏杰:我觉得2011年想高也高不了。2011年的增长速度肯定不会高于2010年。2011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缺乏力量。

  第一是出口。大家看到,2011年出口不太可能有太多的增长。我国的主要出口地是美国和欧盟,占了出口总额80%以上。现在美国在调整,欧盟也在调整。调整的目的无外乎是缩小市场需求,当然也缩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所以估计出口在2011年的拉动力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强劲。

  第二是投资。过去的投资主要是4万亿投资带动的13万亿社会资本投资,但是这轮投资已经基本过去了,2011年的新增投资还看不到。投资的拉动力也会减弱。

  第三是消费。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贡献占1/3左右。但是,消费贡献里面,80%左右是三大核心消费,即房子、汽车和家电。而这三大核心消费今年都出了问题。房子要调控,交易量估计会降下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交通问题导致许多地方限制汽车发展。经过两年的家电下乡,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基于以上这几点今年上涨的速度保持在8%左右就不错了。想高也不可能高。

  李稻葵:中国经济这艘航船,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不担心当前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速度,因为速度已经足够快了。我也不担心发动机是否过热。这些都是短期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进入了什么水域,天上有没有风暴。

  应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别人没有航行过的海面。这是我最担心的。全世界已经出现了全面物价上涨的压力,包括发达国家,德国也出现了。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苗头。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海面风平浪静。但是我们往水下看会发现,我们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并不是那么牢固,尤其是收入分配问题亟待解决。

  主持人:调结构是今年经济的重要任务,我们回溯过去,发现20年前规划当中就已经提出调整结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非常迫切,我想知道,调结构在2011年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刘伟: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非常明显。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结构矛盾沉淀得太深。比如说,内需和外需结构严重失衡。一直以来,外需的变化,也就是出口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不言而喻。这次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就是鲜明的对比。

  再来说内需。通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之间,消费应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事实上,长期以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比消费要大。这种局面,短期可以维持,长远来看恐怕不能持久。

  再进一步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水平问题,更要紧的是结构问题。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不平衡。政府财政收入上涨的速度快于GDP的速度,GDP的速度快于居民收入上涨的速度。城市居民收入快于农村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内需严重不足。

  再说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大概占总收入的50%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45%。但是财政支出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大概将近80%,中央只有20%,严重的财政收支不匹配。当然还有城乡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需要体制深层次的改革才能解决。

  姚景源:由于我们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民众不能更好地享受经济稳步的增长给他们带来的福利和实惠,这样就导致尽管经济稳步的增长,但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增加。

  另外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这辆马车拉不动中国经济。“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的局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是在文字上,第一次把三辆马车的序列做了调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最重要的力量。

  既然把消费排在第一位,必须要让消费者有钱可花。所以,关键还是要增加大家的收入。“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两个同步非常重要。一个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第二是劳动报酬的提高要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

  魏杰:我想接着刚才刘教授关于结构问题的发言往下谈。谈到收入分配的时候,一定要从结构开始谈。现在谈调结构主要是指三个层面的结构。一个层面是出口投资消费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失衡的。出口和投资增长过高。所以我们叫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不是消费支撑的正常方式。第二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三个就是产业结构。我觉得应该从第二个结构,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调起。政府在分配结构中,除了占的比重高,支出结构也有问题。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里面,60%左右用于教育、医疗和保障,而我国财政支出里面,用于保障、教育和医疗的还不到30%,因此这个结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调整结构应该从这里入手。

  姚景源:增加收入还是要从改革入手。如果说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那么增加收入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做大蛋糕需要时间,解决切好蛋糕的问题更快,办法还是改革。

  现在蛋糕分三块,政府财政一块,企业利润一块,还有城乡居民收入一块。那么这三块切谁呢?我认为,首先不能切企业的,应当让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切政府的也很难。自己切自己,难度很大。刚才魏老师提供了很重要的思路,要切政府这一块,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解决它的支出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应当转型,转变政府职能,在这方面能够减少压力,然后就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切给城乡居民。

  李稻葵: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等等,根源都是我们的财政税收体制出了问题。以这艘船为例,这个船的润滑体系,出现了偏差,导致各个方面的零部件,出现了扭曲变形。有的部分润滑过多转的过快,有的部分几乎僵死了。

  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过多地要求地方政府把自己的财政税收跟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而不是当地的财政支出跟当地的社会支出需要相配合。各个地方政府为了GDP怎么办?只有卖地,卖了地再来进行投资。这种方式一定要改变。中央的钱要转给地方政府。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就是整个税收体制要改革。政府现在应该开始研究如何改变针对劳动服务行业以及劳动收入的各种税收政策。大量的税收放在个人所得税上,这个税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收入差距。

  我们应该多借鉴那些收入水平跟我们差不多的国家,像俄罗斯、爱尔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一条基本上平税的道路。税率比较平,也比较低,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对于他们的分配改善,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这样一种比较平比较低的税率,不仅能够让我们的税降下来,而且能够使得我们纳税面增加,最后使得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额反而上升。我最后说一句,今天实行的财税体制是17年前推出的,17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沧桑巨变,还能延续当时的体制吗?小修小补是不行的。

  主持人:我想知道,对于这片海域蕴藏的危险和中国这艘巨轮需要绕过的暗礁,大家的关注点有哪些?

  刘伟:我想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简单概括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39万多亿人民币,大概是5.8万多亿美元,人均3800多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距离高收入发达国家还有很长距离。到这个时候,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挑战来说,我们可能面临经济长期停滞,发展不均衡,可能出现滞胀问题、结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与政治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稳步的增长难以稳定。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资源配置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支出来配置。这种制度不鼓励创新和进步。第二,技术创新力弱,导致效率低下。过去低收入阶段的增长优势开始改变,土地、劳动力工资上涨,煤电运油开始涨价。如果技术创新力弱,不能实现由主要依靠成本低廉优势向主要依靠效率提升优势转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就难以形成有效需求。

  我们达到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这个过程中,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都出现了,有些方面,可能还很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说是有什么危机或者风险的话,就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魏杰:我认为,对中国来讲,现在主要考虑的是遇到问题如何才能走出来?我认真研究过,真正走出这个陷阱的国家,主要靠一条,就是创新。创新是这些国家走出来的惟一出路。我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创新上。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尤其是体制创新。我们现在谈创新的时候,很少讨论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教科书里面,基本不太讲创新。而中国恰恰要讨论创新。当年,韩国走出来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体制转型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动,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主持人:中等收入陷阱在去年底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过去,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突破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要努力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是像阿根廷和墨西哥那样停滞不前。就要有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动力,这艘船才能穿过这片海域。最后,如果要对中国经济做提示的线的提示是什么?

  姚景源:我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当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今年,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要大于去年,原因有三:

  第一,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世界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没有改变。第二,今年美国经济一定比去年好。这使整个世界经济的需求,会出现一种向上的状态。第三,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人口接近30亿,都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系列因素,必然导致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和基础性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我国是进口大国,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更多地依赖物质和资源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输入性通货膨胀,应当是今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李稻葵:我想还是以船作比喻。这个船目前航行的状态,应该说是不错的。不管是增长率还是通胀率,与周边国家相比都是比较低的。如果仔细观察远方,我们会发现乌云正在密集,国际形势正在悄然变化。尽管今年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我想今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今年之后,全球性的通胀会来临。而且一部分新型市场国家3年-5年之内难以避免他们自己形式的金融危机。所以现在的宏观政策,不仅要着眼于今天,更重要的是未来。

  一定要认真管好自己的货币。不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随波逐流,宁肯短期做一些表面上看来很吃亏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好像很吃亏,但是着眼于中长期,我看是稳健的。这是第一件事情。

  透过声纳我们可以看到水下到处是暗礁,这个暗礁是社会的矛盾。这个矛盾一定要缓解。怎么缓解?不可能全面出击,必须抓住一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两件事情:第一,房地产一定要调整到位,不能影响年轻人,尤其是正在工作的白领年轻人,影响他对未来工作的希望。第二,收入问题。税收方面,一定要减税,让大家能够有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限购的本质是局部的资本管制,全世界各国都在实行,为什么在住房问题上实行管制就有争议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19日参加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新春论坛”时就限购引发的争议首次在公开场合做出正面回应。

  李稻葵表示,从学术上讲,限购的本质是局部的资本管制。我们多年以来就有资本管制,中国的资本市场至今不容许境外投资者自由进入,用的就是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这个本质是不允许投资性的资金进入到一些房价已经很高的大城市来,同时要满足基本住房常住人口的需要。从学术上讲,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理解。

  金融危机后,各个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从2010年底开始纷纷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巴西在实行,泰国和韩国也在实行。这些都没有什么争议,为什么在住房问题上实行管制就有争议了?所以我呼吁学术界要加强研究。

  李稻葵此番言论是就其此前因为在微博上力挺“京15条”而引起的质疑作出的一次正式回应。

  16日,北京关于贯彻落实“国八条”的15条地方细则正式公布,“京15条”中有非京籍居民在京购房需有五年纳税或社保证明的规定,成为对外地人购房的严格限制。

  当晚,李稻葵在其微博上称:“京15条:不要急,预计未来5年纳税条件可能降到3年。愚以为5年太猛,未来一定会调。但方向正确。实线月,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与郭市长集体见面,我发言呼吁限购。在上海,市领导学习会上,也是如此建议。”

  李稻葵的微博内容迅速在网络上发酵,被大量转载,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转发时加了六字评论:“这也是经济学?”

  易凯资本CEO王冉则表示,“稻葵虽是学长,但这次学弟实在不敢苟同。”中欧经济学院教授许小年甚至在微博中评论道“斯文扫地,学界悲哀。”

  当然,李稻葵的观点也不乏支持者,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就是其中之一。叶檀在文章中表示,李稻葵先生被攻击了,攻击者认为他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反对市场化。但事实上,单就房地产的言论来说,李稻葵的斯文也并没有扫地,他所说的因地制宜绝不是市场大敌,任何一个市场都只能从现实出发,沿着可行的道路越来越接近市场化的初衷。否则,市场化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借口,就会成为社会财富通过房地产大转移的契机。

  对应如何实行限购,李稻葵指出,不应该把限购的重点放在户籍上。现在北京的户籍存在一个灰色市场。花点钱可以买户籍的。抛开道德法律而言,如果把限购的重点或者指标放在户籍上的话会把投资给住房的这部分收益转给那些倒买倒卖的人。要淡化户籍,更加强调非流动人口,强调纳税和就业。

  李稻葵还认为,限购之后,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性住房的投资,不能只说不干,只讲空话大话,要真正地落实起来。这方面要形成一个机制。要鼓励和允许地方政府去融资。拿了融资的钱,去真正地开工,建保障性住房。建成后以一个是合理的公开透明的方式,租给在当地暂时还不能够买房子,但同时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人。具体到北京而言,主要是高端服务业的工作人员,即所谓的白领。这是关键,需要短期内马上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