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伟大的 伟大的

  这首歌唱得好——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那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就是“建军节”的真正内涵。本文就从这里讲起。

  翻开漫长的中国历史卷轴，“兵”这个字眼，带给寻常百姓的，往往不是安全和守护，而是沉重的苦难。在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年代，被抓去当兵、军队过境几乎成了噩梦的代名词。

  旧社会的军队，是军阀、豪强们的私家武装。士兵们“吃谁的饭，扛谁的枪”，他们的刀枪，不是为了守护乡里，而是为了长官的权势和私利。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兵过境”：拉壮丁是家常便饭——好好的小伙子，走在路上就被捆走了，留下年迈的父母和无依无靠的妻子，家就这么散了。被拉去的壮丁，如同牲口，稍有不从便是拳打脚踢，甚至丢了性命。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骆驼祥子》里对旧军队与人民关系的侧面描写：“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不像，倒很像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见到逃兵就活埋，可想而知老百姓从旧军队那里吃了多少苦？

  队伍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喝兵血、吃空饷是军官的惯常勾当。士兵们名义上有饷银，七扣八扣，拿到手里少得可怜，甚至根本拿不到。为了填饱肚子，许多士兵就跟着军官一起祸害百姓。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拿不到就抢。进村抓鸡摸狗、牵牛抢粮，临走还要“征用”门板稻草铺床睡。他们对待百姓，动辄打骂，甚至强抢民女、杀人放火。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就是牲口，能随意宰割。

  那句沉痛的民谣“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土匪来了像梳子梳一遍抢东西，官兵来了像篦子篦头发一样刮得干干净净），就是旧军队真实面目的血泪控诉。

  兵就是穿军装的匪，匪就是脱了军装的兵。在这种乱象中，老百姓对当兵的充满恐惧和厌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老话，就是民间对旧军队最直接、也最苦涩的拒绝。兵与民之间，横亘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兵不知民苦，只知抢掠；民视兵如寇仇，避之唯恐不及。

  1927年南昌城头的枪声，点燃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把火。这是勇敢的抗争，但它诞生之初的队伍，身上依旧带着旧军队浓重的烙印。思想混乱、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军官对士兵打骂体罚依然存在。从南昌出发的途中，士兵逃亡严重，队伍一路减员。

  单是起义的豪情，似乎难以支撑起一支全新的、属于人民的军队。起义，只是在黑暗的幕布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真正的“脱胎换骨”才起步。这支队伍想要生存下去，想要成为人民的力量，一定要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根本性改变。

  历史选择了三湾这个不起眼的赣西小村庄。1927年秋，当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抵达这里时，部队不足千人，伤病疲惫，组织涣散。正是在这里，迈出了锻造人民军队至为关键的第一步——三湾改编。

  第一，整编缩编，力量精干。把残余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队伍虽变小了，但甩掉了冗员包袱，结构更紧凑，像一块铁要经过锻打才能更坚韧。

  第二，支部建在连上，党的力量直达根脉。这是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后来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班、排设党小组，确保党的意志和组织力能渗透到最基层的作战单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党的组织如同无数条强韧的根系，深深扎入了部队的土壤。

  第三，士兵委员会，战士当家作主。在连以上建立由士兵代表参加的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经管、伙食监督和纪律维护，甚至有权批评军官的错误。军官不能再随意打骂士兵了。旧军队官兵之间的森严等级和对立，被这种朴素的民主制度打破了。士兵们第一次感觉到，这支队伍不是军官老爷们的，而是“我们是自己的队伍”。

  这三条看似简单的举措，像神奇的种子，在革命最艰难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改编后的队伍，虽然物资依旧匮乏，前路依然艰险，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因为他们开始清楚自己是谁的队伍、为谁而战了！

  三湾改编奠定了制度基础，严明的纪律重塑了外在形象。但如何让“人民军队”的性质真正刻进每一位战士的灵魂，变成不可动摇的信念？历史证明，这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1929年底，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中国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完成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铸魂”工程。

  那时的红军，成分复杂，既有农民、工人，也有来自旧军队的官兵和游民无产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像杂草一样在队伍里滋生：有人觉得“当兵就为了吃粮”，存在雇佣思想；有的干部习惯军阀作风，打骂士兵；有的存在流寇思想，不愿意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还有极端的民主化倾向，削弱了集中领导……

  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核心思想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决议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问题核心：

  第一，确立“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决议开宗明义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军队必须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战斗。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确立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生命线地位。

  第二，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深入分析了当时军队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的来源和危害，并提出了具体纠正方法。特别是严厉批判了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旧军队习气。

  第三，明确军队的任务和责任：红军绝不是单纯的打仗，它还肩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建立的组织等重大任务。这决定了红军必须扎根于群众，服务群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认知。

  第四，确立官兵平等的新型关系：在组织上规定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经济公开（由士兵委员会监督），待遇平等（官长不搞特殊化）。在此基础上，也强调了士兵要服从指挥、严肃纪律。

  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真正从思想深处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这支军队“是什么、为什么、为谁干”？

  它让每一位红军战士明白：我们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打仗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忠实工具，我们和人民是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军队的灵魂，从此牢牢地铸上了“人民”和“党”的烙印。它如同熊熊燃烧的熔炉，锤炼出了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灵魂和坚定信念。

  所以我一直都说当年《建军大业》拍得很欠缺，因为电影从头到尾都是打打杀杀，没有体现出“建军”两字的核心精魂之所在。把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标题挡住了，把所有历史人物的真名隐去了，单看剧情，说它是《古惑仔之兄弟复仇南昌城》丝毫没有违和感。

  所谓“建军”，首先是有建立“开天辟地第一回的人民子弟兵”的内涵，其次更有建设军队的内涵。

  其实同样是红军的“牌子”，独立发展的红四方面军，跟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亲手带出来的红一方面军，在作战勇敢方面不分伯仲，但是军纪、思想面貌、干部素养方面确实有差距的。

  比如李云龙的原型，四方面军悍将王近山，作战勇猛敢打敢拼，但是他创下了一个纪录：我军历史上有且仅有一次武装抢夺友军物资，并酿出人员伤亡的案例。《亮剑》里虽然还原了，但给大家的印象是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实不是，有且仅有他李云龙这一次。

  元帅那么仁厚、好脾气的领导，那次都被王近山气坏了，责令他公开道歉、归还物资、作出检讨、并全军通报批评。

  比如四方面军上将，侠肝义胆敢作敢为，被毛主席屡次用汉大将军周勃作比喻。许将军对老百姓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但是对下属和家人，也有一些放纵的因素于其中。他这种性格，好一点来说叫江湖习气，坏一点就叫军阀作风了。

  比如四方面军将领陈再道，在武汉犯了捅破天的大错误，被菩萨心肠的毛主席保下来了。结果晚年还是陷入了腐败、特权的争议，被人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

  中国之所以能孕育出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在其最艰难、最原始的阶段，就有一个人，深刻地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固然出政权，但如果这杆枪不为人民而举，它终究只能为新主子服务，而不能开辟新世界。

  从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系统确立“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从反对军阀作风、反对唯武器论、反对军事贵族主义，到强调政治教育、群众路线、军民一致，这一整套理论和制度框架，最终使得这支队伍不再是旧军队的复制品，而是人民意志的结晶。

  始终坚持，军队不是一个孤立的暴力机器，而必须是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如果军队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党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农，它就会变质、堕落，重新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同样的，认为人民群众有监督、帮助人民军队保证其政治纯洁性的权利和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无论军队多么强大，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必须接受人民的检验，必须服务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井冈山，在延安，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中，在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不单单是站在后方发号施令的“统帅”，他是蹲在地头给红军战士讲阶级分析法的“政治教员”，是亲自给伤员喂药、带头挨饿的“老大哥”，是向战士解释“为谁而战”的思想工作者。他将一个个农民儿郎训练成有信仰、有纪律、有政治方向的战士，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党领导的军队才有了灵魂。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唱起“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这句诗意十足的歌词时，我们不仅是在缅怀一次起义、一个队伍的诞生，更是在追问：是怎样的思想，使这支队伍没有腐化为第二个军阀势力？又是怎样的灵魂，使他们即便身陷绝境，也不抢民一寸粮、不侵民一缕衣？

  可以说，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这样一支人民军队；没有确立的“党指挥枪”“政治建军”“军民融合”的核心理念，就不可能从泥泞与饥饿中走出长征、穿越抗战、赢得解放。正因为如此，这一称号当之无愧——“人民军队之父”。

  他的理论，并不是停留在书本上，也不是胜利之后的事后归纳，而是在一次次战斗前夜潜伏时、在红军战士咬牙渡江时、在百姓用扁担挑粮上山时、在枪口对准地主恶霸时——逐步淬炼而成的活思想。那不是“装进军事学院里的哲学”，而是“带着泥土味的信仰”。

  是他，使军人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暴力工具，而成为有自觉、有方向、有信仰的战士；是他，使人民不再惧怕军人，而愿意将亲生儿女送上前线——因为他们了解，这支军队，不是压迫者、剥削者的走狗，而是人民的保护者、解放者，是“人民子弟兵”。

  人民的军队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她能打胜仗，更因为她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思想，正是这条血脉的源泉，是“人民子弟兵”最初也是最本质的答案。

  当战士们真正明白自己是谁的军队、为谁而战，就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意志和彻底的牺牲精神——因为他们守卫的不再是长官的钱袋或地盘，而是自己的家园，是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参与建立的红色政权。

  在这基础上，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最直接、最鲜明、最能被老百姓感知的转变，来自于它那近乎严苛却又无比温暖的纪律。

  当队伍进入边区，同志敏锐地认识到，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军队必须要有铁一般的纪律。他首先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些纪律要求如此具体，直指旧军队最恶劣的痼疾——不听号令、抢夺民财、私吞战利品。

  后来，随着实践深入，纪律要求更加具体化和完善：“上门板”：借了老百姓的门板睡觉，临走前必须一块块上好；“捆铺草”：睡了老百姓的稻草，临走前要捆扎整齐；“说话和气”：对待百姓要讲道理，不能凶神恶煞；“买卖公平”：买东西必须照价付钱，强买强卖就是犯纪律；“借东西要还”：即使是一针一线，也要归还；“损坏东西要赔”：不小心打碎了碗，要照价赔偿……

  这些条目最终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人民军队血脉里流淌的人民性的直接体现，是用具体行动弥合兵民之间裂痕的“粘合剂”。它告诉战士：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想着人民、为了人民、不损害人民一丝一毫。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积累的“好名声”，让老百姓最终认定了：这就是我们的“子弟兵”。

  真正使“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深植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是在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革命岁月中，一点一滴凝结出的情感。

  长征路上，雪山草地吞噬了无数战士的生命，而藏族同胞却冒着风雪，为红军指路，送饭送水；抗战时期，老百姓挖地道、修掩体、送军鞋、熬盐汤，用肩膀驮起子弹箱，用菜畦养出八路军；解放战争，更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数百万群众支前运粮、夜渡敌后，把自家孩子的口粮、省下来的棉衣、磨破的布鞋都送上前线。

  这些战争不是由冷漠的国家机器赢得的，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既是军人，也是农夫；既是战士，也是兄弟姐妹——在人民群众的臂弯中背水一战，才赢得了今天山河无恙的和平岁月。正因为如此，人民军队不是割裂于人民之上的特殊群体，而是人民的延伸，是人民意志的钢铁化身，是一双挥起锄头的手变成了握枪的手。

  “军爱民，民拥军”，这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情也最坚固的血肉关系。当人民有难时，军人奔赴一线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当军人浴血沙场时，人民则将子弟送上前线，将炕上的老棉被、灶上的锅巴饭都捧进军营。

  正是因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互为根基的神圣关系，军人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无限之高。无论遇到怎样的大灾大难，我们听到过最多的话语就是：来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了……

  今天的我们，站在八一建军节的时间节点上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纪念胜利，更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人民的子弟兵，为何值得尊敬？

  因为他们不为自己，只为人民；不为荣华，只为信仰。他们不是掌权者的家丁，不是金主的雇佣兵，而是从人民中生长，又终将为人民奉献的真正卫士。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那不是一个历史节点，而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觉醒，是中华大地上从未有过的军民关系的重塑。那一回之后，中国的土地上，不再只有压迫者的刀枪，也有了守护者的胸膛。

  在今天，我们或许无法再亲历那烽火连天的年代，但我们依然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去理解那一代人的选择，去铭记那一支军队为何而战，又为何为民而生。我们每一个年轻人，或许不穿军装、不持钢枪，但只要心中铭记“人民”二字，我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忘记，那些在泥泞中跋涉、在硝烟中挺身的子弟兵，是如何用生命筑起了我们的和平。

  其余文章也在努力补档中。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哪天又会发生“众所不知”的意外呢。趁着目前还能查看，大家赶紧去抢救性阅读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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